本文内容来源于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摘要：东北抗联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的热点、难点。对于一些重大问题，无论是当时的亲历者，还是现在的研究者，均存在不同的观点，产生不同的认识。本文就东北抗联精神内涵及其定位问题，中共中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武装保卫苏联”方针对东北抗战的影响，东北抗战的国际合作三个问题进行了辨析，力争达成共识，以促进东北抗联研究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东北抗联  重大问题  辨析

众所周知，自2015年中国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后,全国尤其是东北掀起了一个研究东北抗日联军(下简称“东北抗联”)的高潮，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发表出版了一些论文著作。但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出现了一些重大、疑难、热点问题，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与史实不符的提法、说法和叫法，使东北抗联从“热门话题”变成了“复杂话题”。这对历史研究来说是一种好的现象，说明研究抗联历史的人多了，研究力度加强了。但是，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也会影响抗联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力争达成共识，以促进东北抗联的研究，并提高东北抗联的历史地位。基于这种认识，我就东北抗联三个重大问题阐述一下自己的思考,并求教于大方。

一、关于东北抗联精神内涵及其定位问题

东北抗联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品格的集中体现。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想要说明或解决的问题不同，其内涵可以说观点众多，极不统一。三涵说有三种，第一种是坚定的信仰信念、高尚的爱国情操、伟大的牺牲精神[2]。第二种是爱国主义情怀，扎根人民群众，休戚与共、精诚合作[3]。第三种是心系祖国、胸怀全局、勇挑重任的责任担当精神；不畏艰险、排除万难、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英勇顽强、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牺牲精神[4]。四涵说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救亡图存、勇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不畏强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百折不挠、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牺牲精神[5]。第二种是“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勇赴国难的爱国情怀；“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十年血战还要争取最后的一朝”：百折不挠的坚定意志[6]。第三种是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英勇献身的高尚品质[7]。五涵说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忠贞报国、勇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勇敢顽强、前仆后继的英勇战斗精神；坚贞不屈、勇于献身的不畏牺牲精神；不畏艰苦、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休戚与共、团结御侮的国际主义精神[8]。第二种是理想信念，爱国主义，艰苦奋斗，不畏牺牲，团结合作[9]。

这些内容对不对呢？应该说没有错,可以说各成一家之言。但我个人认为，这些概括有的不全面，有的不科学，实质上是没有真正理解精神的内涵。《辞海》对“精神”的释义是:“唯物主义常将其当作‘意识’的同义概念。指人的内心世界现象，包括思维、意志、情感等有意识的方面，也包括其他心理活动和无意识的方面。”[10]这里更多强调的是有意识的东西。从哲学的角度来说，精神是客观物质世界在人们大脑中的反映，即都是精神的范畴，包括人类社会的道德、法律、宗教、艺术等一切精神文化生活。而居于支配地位的精神要素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起主导作用。按此释义，我们应该找出东北抗联精神居于支配地位的起主导作用的核心内涵。经过研究，我将东北抗联精神的核心内涵概括成以下六点：一是救亡图存、忠贞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坚定执着、矢志不渝的共产主义信念；三是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四是克服困难、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五是首创首行、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六是休戚与共、团结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人们对东北抗联研究重视不够，或有意回避，尤其是对东北抗联精神内涵缺乏归纳概括，当然更谈不上准确的定位。人们在谈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时，往往只谈红船精神、先驱精神、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而忽略东北抗联精神。比如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洋洋32万字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研究》一书中，根本没有涉及东北抗联精神。其实，东北抗联精神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革命精神。

从爱国主义精神来看，除了延安精神外，红船精神、先驱精神诞生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都诞生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即都产生在国内阶级斗争时期，而东北抗联之爱国主义精神则是诞生在同外族——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时期，即产生在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东北抗联爱国主义精神的突出特点。

从共产主义信念来看，以杨靖宇、赵尚志、陈翰章、赵一曼等为代表的东北抗联指战员，自觉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把远大理想与抗战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起来，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实现民族复兴作为最终的奋斗目标。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忠贞不二，信念坚定。

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付出了巨大牺牲。据统计：1931年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共损失91.4万余人，其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共伤、亡、被俘、失踪58万余人；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伤亡33万余人，[11]占总损失的36%。东北人民军及东北抗联师以上干部100余人英勇牺牲，其中军以上干部高达38人。[12]此外，还有涌现出一些英雄群体，如“八女投江”“十二烈士”“莲花泡四十二烈士”等，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

从艰苦奋斗精神来看，东北抗联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残酷性，人所共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时间最久，坚持了长达14年抗日游击战争；面对的敌人十分强大，日伪军残酷“讨伐”，手段残忍；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吃穿住行困难很大；东北抗联孤悬敌后，外无援军，且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达10年之久，完全是独立苦战。关于这一点，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彭真都认为东北抗联的14年苦战是中共历史上最艰苦的斗争。

从创新精神来看，在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领导下，东北地方党组织根据《一二六指示信》《六三指示信》《八一宣言》等文件，首创首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东北的抗战热潮；在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中，首先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并制定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创建了具有东北特色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从国际主义精神来看，东北抗联精神是具有独特性的。在长达14年艰苦抗战中，朝鲜共产主义者金日成、金策、崔庸健等人，在中国东北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并肩作战，用鲜血和生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与苏军密切配合，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尤其是配合苏军解放东北，为中共抗战胜利后先机抢占东北立下了汗马功劳。

总之，东北抗联精神与其他革命相比，特点鲜明，生动典型。因此，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从中国史学 “秉笔直书”的优秀传统出发，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烈呼吁应该把东北抗联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并列，使其共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中共中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武装保卫苏联”方针对东北抗战的影响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武装保卫苏联”思想在各国共产党中影响很大，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曾引发党内对于政治纲领、方针政策和革命任务的激烈争论。在实践过程中，对于中共军队的战略战术，尤其是对东北抗战均产生影响。那么，“武装保卫苏联”是谁提出来的？共产国际是什么态度？中共中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怎么执行的？对中共满洲省委和东北抗战有哪些影响？对其如何评价？这些问题均应一一研究清楚。

“保卫苏联”的思想来源于斯大林。1927年8月，斯大林在《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演讲中，专门谈了战争威胁与保卫苏联问题：“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们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13]1928年7月，斯大林在《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建立先进国家工人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统一战线，以便防止战争危险......组织全力保卫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14]共产国际则围绕苏联外交政策、经济利益运转，无条件地把“保卫苏联”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8月29日，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上通过的《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中，明确提出：“制止日益迫近的帝国主义战争，保卫苏联，反对干涉和瓜分中国，保卫中国革命和殖民地起义——这就是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国际任务”[15]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站在苏联一边，加强和扩大游击战争，以武装保卫苏联。1930年2月，共产国际在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者对苏联进军的威胁，这是共产国际各支部空前的最为重要的任务。”[16]1931“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常设反战委员会于11月15日发出《关于满洲问题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有可能引起对苏联的直接军事进攻”因此，“与满洲相关的反战运动应该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应该号召士兵们起来反对武装的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与苏联作战……”[17]1932年9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通过决议，明确提出了各国共产党的任务：“组织和领导工农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斗争，以保卫中国和中国革命，保卫各国工人的祖国——苏联……”[18]1933年5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要求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阻止帝国主义把满洲和华北建成进攻苏联的桥头堡，保卫中国和苏联！为苏中劳动人民的兄弟联盟而战！”[19]可见，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共产国际，均把“武装保卫苏联”作为各国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

1937年“七七事变”后， 1941年“皖南事变”后，尤其是德国进攻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共产国际也都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问题，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党，基本上没有执行这一方针，因此对中国抗战影响不大。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按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1929年6月，在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现在革命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执行的第一项任务是：“加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到反对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加紧注意反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的宣传和斗争……”[20]这是张学良派警察搜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后，中共中央首次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7月24日，在《中央通告第四十二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要在群众中作普遍的加入红军去反对进攻苏联、武装起来保护苏联的宣传与示威。”[21]这是中央中央首次提出“武装保护苏联”的方针。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在《中央通告（四中全会后第一号）——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中，虽然对李立三“左”倾错误进了批判，但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和要完成的任务仍然没有改变：“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压迫与侵略，是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之一……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22]这种状况即使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已经沦陷的情况下也没有改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罔顾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现实，继续执行 “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要求各级党组织以实际行动援助苏联。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的宣言》，认为“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所以反苏联的战争是主要的危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进而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23] 9月22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中，提出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争斗。”[24]这种严重脱离中国现实的极其幼稚的方针，在中共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又称北方会议）上得到具体的贯彻与落实。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北方会议。6月24日通过的《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的决议认为“反苏联战争的危险从来没有像目前这们的危急”“在紧张的反苏联战争危险的面前，特别的加重了北方各省共产党的组织的保护苏联的任务。”因此，北方各省共产党“必须十倍百倍地加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满洲国的反苏联的企图与挑衅，开展广大的群众的保护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运动。”[25]会议还批判了“北方特殊论”和“北方落后论”。会后，北方会议这种不切实际的方针得到贯彻，影响很大。12月7日，在《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的信》中，严厉批评了满洲省委的“错误”，认为：“反苏联战争的危险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危急”“加重了全党尤其是满洲党保卫苏联的巨大责任”，从而提出:“开展群众的反日反帝运动，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去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这是强有力的阻止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实现的中心任务。”[26]

1933年1月26日，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中共满洲省委的信——“一.二六指示信”中，也没有改变“保卫苏联”的任务。在提出的战斗任务时强调：“我们党胜利的指导满洲的革命群众斗争，这不仅是完成自己民族解放革命任务和保护苏维埃的中国，而且也是完成国际的任务——在实际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武装拥护苏联。”[27]1934年2月22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反日统一战线策略致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中，批评了在统一战线中把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对立起来的现象，提出：“为着胜利的开展满洲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为着实际的实行武装保护苏联的任务，满洲党必须积极的参加一切群众的反日运动，广泛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28]4月10日，在《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新进攻告民众书》中，提出的口号之一是：“武装拥护苏联！不准干涉蒙古人民共和国！”[29]

1935年后，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逐渐改变了“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或不再提“武装保卫苏联”问题。如1935年6月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出的“六三指示信”（又称“王康指示信”）和8月1日发出的“八一宣言”中，均不再提“保卫苏联”的方针。《八一宣言》则明确宣布“在宣传中和在组织群众反帝活动时，应该首先提出拯救中国的口号，而不是“保卫苏联”的口号”[30]“六三指示信”和“八一宣言”这两个重要文件的制定与传达，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策方针的重大转变，即由“武装保卫苏联”方针转变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阶级各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的方针。此后，在中共中央下发的所有文件中，基本上再没有出现“武装保卫苏联”的字样。但是，“保卫苏联”的方针对中共领导的满洲省委和东北抗战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系列指示的影响，1929年12月22日，在《中共满洲省委通告第八号——为中东路事件之缓和与保护苏联》中，特别指出：“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便是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反苏联的有计划的布置，他们想假手于中国国民党军阀劫取中东路，作为其进攻苏联的根据地……”满洲党的任务是“加紧反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和反对狭义的爱国主义的宣传工作……”[31]1930年10月，在《中共满洲省委通告第十七号——关于反帝运动问题》中，认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不但是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而是全世界的阶级战争。在这一战争中间，切实执行保护苏联……这是满洲党目前最严重迫切的要求、任务。”“反对帝国主义与武装保护苏联，是一个任务的两个方面，绝对不能分离的。”[32]1931年7月7日，在《中共满洲省委关于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惨案宣传大纲》中，认为：“万、韩两事件的结果，更是加紧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对工人祖国苏联的进攻……是对中国革命的和世界革命的进攻！”针对这两个事件，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的口号之一是“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33]可见，从1929年中东路事件开始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党这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苏联”[34]“一方面反对殖民地化，另一方面是武装保卫苏联，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变为革命战争”[35]综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就已经提出了“武装保护苏联”的方针和任务。“九一八”事变后，这种方针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得到加强。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在9月19日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9月20日发出的《中共满洲省委、团满洲省委告群众书》，9月21日作出的《中共满洲省委决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10月16日作出的《中共满洲省委决议——关于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十四周年》中，均提出了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问题。

1932年至1934年，在几乎所有的中共满洲省委下发的文件中，均有“保卫苏联”内容。其中有三个重要决议显得尤为突出，一个是1932年7月12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接受中央北方会议的决议》，特别强调“拥护苏联是目前第一等的任务，新省委应根据北方会议的决议与目前的具体形势立即通过拥护苏联的任务与具体工作的决议”[36]第二个是1932年7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专门作出的《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决议》，指出“世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满洲是处在直接的最前线上。”因此，“‘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绝对不是宣传的口号，而是如何切实执行的中心任务，是满洲党工作日程的第一项，是一切实际工作行动中心。一切工作的布置，应该围绕着‘武装保卫苏联’，也就是中央正确领导下的北方会议所给予满洲党第一等任务。”[37]第三个是1934年8月27日中共满洲省委发出的《中共满洲省委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与执行武装拥护苏联的任务给全党同志的信》，明确指出：“正因为满洲正处在反苏联战争的前线和前夜，正因为满洲反日游击战争是帝国主义后防新的战线上主要的一环，所以开展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动员千百万民众武装保护苏联，阻止日本反苏联战争的开展，是满洲党最伟大的国际任务。”“全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历史任务——武装拥护苏联，首先放在满洲全党的肩上，要求每一个党员最英勇最负责的来执行。”[38]应该说，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武装保卫苏联”问题作出的三个重要指示，也是对这一问题进行的最为系统的论述。

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现象是，1932年至1934年间，中共满洲省委在所有的纪念日活动中，如“三·八”劳动妇女节、“五· 一”世界劳动节、广州暴动纪念日、“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上海“一·二八”事变纪念日、“十月革命”纪念日、“三一八”巴黎公社纪念日、国际失业工人斗争日（2月25日）等等，甚至在告救济灾民书、告失业工人书、索薪斗争、春荒斗争中，均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不仅如此，即使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对东北抗联仍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体现在1937年6月2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发出的《关于拥护党的巩固一致的通知》，8月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作出的《对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及关于政治路线的决议案》，1938年5月1日张兰生所作的《关于彻底拥护和执行中央策略路线，坚决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报告》，1938年5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抗联六军的指示信——《关于党的任务、扩大抗联等工作》，1939年8月22日中共北满省委代表张寿篯（李兆麟）《给嫩江特支负责同志的指示信——关于工作路线、策略、组织等问题》，1940年2月中共吉东省委员会下发的《关于东北抗日救国新政策提纲草案》，1942年7月24日周保中给特别派遣工作人员的信——《对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指示》中。这些重要文件均强调要拥护苏联、保卫苏联。由此可见，虽然此时东北抗联与中共中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失去了联系，但由于消息闭塞，在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一些领导干部中，仍然存在着“武装保卫苏联”的思想。

那么，如何评价中共中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制定的“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呢？我个人认为：

一是这个方针是斯大林、共产国际制定的，只顾及苏联的国家安全，基本上忽视了中国深刻的民族危机，是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九一八”事变前后，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对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华北之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绥靖政策，苏联作出了不恰当的判断，过分夸大了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一致进攻苏联的危机性和可能性，把苏联的利益至于中国利益之上，要求各国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武装保卫苏联”，从而给中国革命，尤其是东北抗战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二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执行并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定，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实际上，斯大林也好，共产国际也罢，并没有把“武装保卫苏联”整天挂在嘴上。问题是当时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执行一条极“左”的教条主义路线，对于共产国际下达的指令不加思考地盲目推行，将其视为中国革命的“第一等的任务”“中心任务”“工作行动中心”，并绝对化地加以贯彻执行，从而完全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正如陈独秀所说：“只是因为这一战争有害于无产阶级的苏联而反对，同时不提及这一战争也如何加害于中国人民，不能使一般群众都真实感觉到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联系，只是为无产阶级而拥护无产阶级，为苏联而拥护苏联，则‘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只能动员苏联及各国（中国也在内）的无产阶级，而不能动员中国的广大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以外了”[39]因此，这一方针给中国革命尤其是东北抗战造成的严重的消极影响，首先应该由中共中央承担这个责任。

三是这个方针脱离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给东北的抗战带来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明明是中国受到了日本的侵略，而不是苏联受到侵略，明明是应该保卫的是中国，而不是苏联，中共满洲省委却不顾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东北已经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的现实，不分时间，不分场合贯彻并落实“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严重脱离东北的实际情况，也必然给东北的抗战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事实也是如此，面对东北沦陷，广大的人民群众揭竿而起奋勇抗日的大好局面，由于中共这种“左”的方针政策，没有抓住人民群众的重大利益关切，因而丧失了组建中共武装的大好时机，坐看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中共自己组织的小规模游击队纷纷遭受重大挫折，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最终东北抗联也遭受了严重损失。

三、关于东北抗战的国际合作问题

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朝鲜抗日武装及苏联远东军并肩作战，密切配合，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东北抗战中的国际合作，涉及中苏朝日四国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反法西斯东方战场非常特殊的，具有鲜明的特点。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75年了，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几乎无人问津。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由于各种复杂原因，中共中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长期与东北抗联失去联系，时间长达10年之久，对东北抗联只是粗浅的认识，谈不上真正的了解；二是东北抗联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后，曾有一段时间直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即受王明、康生等人的领导。延安整风时，王明的“左”右倾路线错误受到了清算；1980年，康生因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被打倒，被开除党籍。由于王明、康生与东北抗联的历史有密切联系，致使这一研究领域成为“禁区”；三是建国后中苏关系破裂，双方发生论战甚至爆发军事冲突等；中朝关系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时有波动，尤其是1964年后，两国关系逐渐冷淡，甚至一度恶化。中苏朝三国关系的曲折变化也影响了对抗联国际合作的研究；四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政治斗争的影响，幸存的东北抗联干部被扣上叛徒、特务的帽子被打倒，受到批斗，有的被迫害致死；五是大量档案资料没有公开，尤其是朝鲜方面的档案很难看到；日本、美国所存档案有待进一步搜集。这些因素，导致对东北抗战的国际合作研究无法进行，往往是投鼠忌器。甚至对于个别国家歪曲、篡改历史视而不见，不敢反驳。

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和东北三省一区政府开始重视东北抗联的研究。最重要的体现就是1986年4月中共中央批示同意的《东北抗日联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纪要》。其中，对于东北抗联的国际合作问题，给予了充分肯定：“东北抗日联军是一支体现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人民抗日武装。它的指战员同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战士并肩战斗，在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中，结成了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战斗友谊。它的斗争，对于日本法西斯入侵苏联的企图和武装挑衅，起了牵制作用。它在后期同苏联远东军建立的协同作战的关系，是各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互相支援、共同对敌的关系。”[40]尽管有了中共中央的肯定性评价，但在实际研究中，却不见起色。为了提高和加强东北抗联的国际合作研究，下面分别论述一下东北抗联与朝鲜抗日武装、苏军的合作抗战，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东北抗联与朝鲜抗日武装的合作是并肩作战。“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宣言、作出决定，联合朝鲜民众，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9月20日，在《中共满洲省委、团满洲省委告群众书》中，“号召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一切劳苦群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41]12月1日，在《中共满洲省委宣言》中，号召“中日韩三国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统治” [42]1932年1月3日，在《中共满洲省委为年关与冬荒斗争告中韩农民书》中，号召中韩农民：“举起犁头，自动武装起来！反抗进攻锦州，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滚出满洲！”[43]1932年1月30日，在《中共满洲省委为目前反帝斗争发布的口号》中，其中有3条涉及到朝鲜民众，即“中韩满蒙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统治”“组织中韩反帝大同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分裂中韩民族团结的阴谋”[44]1933年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决议：“根据中央关于韩国、蒙古民族所规定的口号，坚决的领导他们和中国民族在一块儿共同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国’，领导中韩劳苦群众反对和揭破日本帝国主义‘满洲国’、国民党以及地主豪绅分裂中韩劳苦民众联合的政策与阴谋。”[45]6月10日，在《中共东满特委关于中韩民族团结起来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强盗告民众书》中，提出了建立中韩民众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共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46]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联等武装，认真贯彻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决议，将其精神体现在斗争纲领或建制宣言中。1933年3月，在《东满四县游击队[47]为联合抗日告反日士兵书》，阐述了联合中韩民众武装抗日的主张：“我们向中韩一切劳苦群众证明，只有中韩游击队是唯一的反日武力……我们不但反对日本强盗，我们同时也反对中韩走狗、地主、财主老[佬]及一切剥削人的人。我们和中韩民众在一起，保卫他们，帮助他们……我们并且和中韩工农民众共同组织了工农苏维埃政府。”最后提出了“中韩工农兵反对日本强盗及一切剥削者的革命战争万岁！中韩两国和全世界劳苦民众革命团结万岁！”等口号。[48]1933年10月9日，在颁布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斗争纲领》中，明确提出：“人民革命军一方面揭破日本帝国主义一切民族欺骗；另一方面，与中、韩、蒙民众亲密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民族战争……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满洲国’、中、韩、蒙民族叛徒和王公喇嘛。”[49]1936年2月20日，在东北反日救国总会、东北抗日联军等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中，号召“凡被压迫民族，高丽人、内蒙古人、台湾人、个人或团体或军队，我东北抗日联军均一律欢迎参加，结成弱少[小]民族联合战线，对抗日本强盗帝国主义。”[50]这些主张、纲领、宣言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实际斗争中实现了与朝鲜抗日武装的密切联合，并肩作战。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在南满地区建立的南满游击队、海龙游击队，在东满地区建立的中韩工农游击队，在北满建立的珠河反日游击队、汤原反日游击队、密山游击队中，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抗日战士曾经成为这些游击队的骨干和主要力量。据统计，1933年东满地区330余名游击队中，朝鲜人占了约90%。[51]东北人民革命军成立后，许多朝鲜青年加入到抗日队伍中，大大加强了抗日武装力量。据1935年12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魏拯民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的报告（之七）——关于义勇军与统一战线等问题》中统计，在第二军中，朝鲜人比例比较高，其中连排以上的军事干部朝鲜人占60%，政治干部占70%；普通士兵中，朝鲜人所占比例也很大，其中1团占4/5（80%），2团占25%，3团占80%，4团占50%。[52]1936年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后，朝鲜籍战士所占比例仍然很大，尤以金日成任师长的第三师（后改为第六师）为最。据统计，“七团三百多人，主要是朝鲜人；八团三百余人，朝鲜人占三分之一，中国人占三分之二；九团约三百人，朝鲜人占三分之一”“六师警卫连七、八十人，几乎全是朝鲜人……十团一百七、八十人，中国人占百分八十以上。”[53]从上述统计中可以看出，第二军朝鲜籍战士的比重还是比较高的。当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中，也有一部分朝鲜籍战士。

在东北抗日战争中，以金日成、金策、崔庸健为代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里进行抗日斗争，并肩作战。如金日成率领的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三师（第六师）以东满为根据地为依托，与周保中率领的第五军和李延禄率领的第四军协同作战，取得了攻打抚松县城、伏击小德水、突袭普天堡等战斗的胜利。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支持帮助金日成任会长的“在满韩人祖国光复会”。中共地下党员张蔚华为了保护金日成，毅然舍身自杀，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崔庸健曾先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参谋长、军长，转战黑龙江广大地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金策曾先后担任东北抗联第三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北满省委书记，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与李兆麟率领的第三路军密切配合，英勇抗战。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毛泽东、周恩来都曾表示过“东北抗联实际上是中朝两国人民的联合军”[54]的看法。

此外，由朝鲜革命党领导的朝鲜革命军、由韩国独立党领导的韩国独立军，也曾与东北抗日义勇军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联合作战，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贡献。

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与苏军的配合也十分密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东北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一方面在道义上声援苏联，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一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为苏联和苏军收集日伪当局的各类情报。1937年“七七”事变后，东北抗联积极作战，扰乱日伪军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关内全面抗战。同时，牵制了大量日伪军，使其进攻苏联的战略部署迟迟不能进行。1938年8月，日军挑起张鼓峰事件。1939年5月，日军又制造了诺门罕事件，向苏军发起了进攻。东北抗联各部积极活动，英勇作战，有力配合了苏军对日军的作战。关于这一点，苏联顾问承认：“在东北，日军被迫留住大量关东军”[55]日本人也承认：“由于满洲人民的反满抗日斗争，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关东军迫于讨伐，致使本来的目的——整备对苏战略体系，始终也不得进展。”[56]

随着日伪军残酷的“讨伐”，东北抗联遭到严重的损失。为了保存实力，经与苏军多次商议，从1940年秋冬开始，东北抗联各部陆续进入苏联境内，进行集中整训。1942年8月，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成立。9月，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东北党委员会）成立。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东北抗联进行政治文化学习，促进了指战员知识水平的提高和思想上的不断进步；进行了正规的军事训练，掌握了各种武器的使用，专门学习了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还进行了空降、滑雪、游泳、攀崖等特殊技能的训练。与此同时，东北抗联不断派遣小部队返回东北，继续开展艰苦的抗日斗争；进行军事侦察活动，收集日伪情报，重点侦察飞机场、铁路公路、涵洞桥梁及军事工程等，从而为后来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东北抗联教导旅配合苏军解放了东北，并出任苏军在东北57个战略要地的卫戍副司令，帮助苏军接收东北。

总之，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与朝鲜抗日武装及苏军的国际合作，具有合作时间早、时间长、形式多、成效大等特点，它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不但不能被淡忘、忽视，而且应该大书特书。

以上三个问题，是东北抗战史、东北抗联史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还有一些问题，诸如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开端及十四年抗战问题，关于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战的领导问题，中共中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东北抗联关系，关于东北抗联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关系，东北抗联根据地建设问题，关于设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问题，关于东北抗联中朝鲜人和朝鲜族问题以及如何认识围绕“六三指示信”[57]“吉特信”[58]“中代信”[59]和“新政治路线信”[60]发生的争论等，无论是当时的东北抗联指战员，还是现在的一些学者，至今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结论。对于这些问题，笔者将另文探讨。